新书︱陈喜儒：《巴金与日本作家》
（陈喜儒《巴金与日本作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作者简介：
陈喜儒，1946年生于吉林省乾安县。1968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业余写作并翻译、研究日本当代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异国家书》、《心灵的桥梁》、《东走西看》、《关东杂煮》、《樱花点缀的记忆》、《中国魅力》等。译作有日本长篇小说《风的生涯》、《花葬》、《泥流地带》、《雪娘》、《皇后泪》、《李香兰之谜》及散文集《千曲川速写》等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光与影》、《逃亡》、《萤川》、《木村家的人们》、《小偷的留言》及散文二百余篇。
1984年参加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1985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三份生鱼片和两杯酒》被选入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散文《我读汪曾祺》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2007年5月），散文《巴金日本留学记》获《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散文优秀奖（2009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翻译、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现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上世纪80年代起，陈喜儒作为访日中国作家团的日文翻译，开始跟随巴金出访日本，或在国内陪同巴金接待到访日本友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近距离地观察到巴金与日本友人的诸多交往细节，并保留了许多第一手的图片和资料。在《巴金与日本作家》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跟随他全程目击巴金在日本的出访过程，感受到井上靖、水上勉、木下顺二、池田大作等日本作家和巴金之间深厚的情谊，还可以看到普通日本读者对作家巴金的一片热情。
（上图为本书作者陈喜儒与巴老在日本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前合影）
（上图为本书作者陈喜儒与巴金合影）
（新书选读）
巴金与井上靖
陈喜儒
巴老拄着手杖走进井上靖先生清静幽雅的小院。身着宽大黑色和服、脚穿白袜木屐的井上靖先生和夫人从门廊里迎出来，把巴老让进客厅。
客厅很大，三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柜，摆满装帧精美的厚重的大书。南面玻璃拉门处摆着一组沙发和茶几，两侧的柜子上陈列着文物古玩。茶几的中间，有一个精美的大花瓶，插着一束盛开的蝴蝶兰。
巴老与井上先生是老朋友。远在一九六一年，巴老就曾来过这个庭院，与先生在二楼的书房里把酒论文，畅谈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此刻，巴老望着草木葱翠的庭院，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是早春三月，积雪未化，白花花一片，天气很凉。
（上图为中国作家团访问京都）
井上先生也曾多次到巴老家里做客，到医院去探望巴老。他回忆一九六一年与龟井胜一郎先生到巴老家里，受到巴老夫人热情款待时的情景说，巴老家的冰淇淋好吃极了，只可惜巴老夫人和龟井先生都己驾鹤西去。
井上先生敬重巴老的人品和文品，认为巴老的《随想录》充满对人类深厚的爱。他说对巴金先生的尊敬，是日本、也是世界各国读者共同的感情。记得前年我随严文井先生到府上拜访时，风闻井上先生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文井先生说：“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望先生也早日获此殊荣。”但井上先生马上说：“在亚洲作家中，我应该排在巴金先生之后。”看得出，他对巴老的文学业绩和人格由衷钦佩。
（上图为巴金在井上靖家【前排右一】做客）
巴老对井上先生的侠肝义胆，仗义执言，重友情讲义气，怀着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中，井上靖先生听说老舍先生含寃溺水身亡，心中悲愤，于一九七0年十二月，写了怀念文章《壶》。他写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的“文革”如火如荼时期，身为友好人士，不能不有所顾忌。他写完后，曾对日中文交的白土吾夫说，这篇文章发表，很可能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厌恶，这样我就再也不能去中国了。如里不发表，无法寄托我的哀思，我还算什么作家呢？即使我将来去不了中国，我也要发表这篇文章。井上先生不仅发表了这篇文章，还将其収入文集《桃李记》中，广泛流传。
巴老读到这篇文章时，极为感动，同时也深深自责：“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现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说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上图为巴金在北京饭店会见日本作家，前排左起为水上勉、巴金、井上靖、佐藤纯子）
井上靖先生对中国感情很深，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他写了《异域人》、《苍狼》、《楼兰》、《敦煌》、《洪水》、《杨贵妃》、《孔子》等历史小说，《西域之旅》、《西域物语》等随笔游记诗歌，年逾古稀，还与NHK采访组多次到敦煌、酒泉、武威等地采访，掀起了世界性的丝绸之路热潮，作家、学者、旅游者纷至沓来，使丝路研究成为显学，丝路之旅成为黄金线路。
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讴歌鉴真大师为弘扬佛法、传播华夏文化而百折不回的崇高精神，使中国几乎无人知道的鉴真大师家喻户晓，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说，给鉴真和尚光辉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井上靖先生，我们应该感谢井上靖先生。
井上靖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义无反顾。他的好友、日本著名作家野间宏先生回忆说：“战争期间，我因思想左倾，被逮捕关进陆军监狱，岀狱后，被监视管制。一九四四年结婚时，亲戚朋友都怕受牵连，不敢来参加婚礼。我去找井上靖帮忙，他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並且在婚礼上代表亲友讲话。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我曾多次与井上见面，但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对那场战争肯定的话，这一点，难能可贵。”
（上图为巴金在医院会见井上靖）
有一位编辑回忆说，井上先生是大家，但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报刋杂志得到他一篇文章不容易，都是派编辑到家里坐等。这个年轻编辑常到一些著名作家家里去取稿，一般都是坐在玄关等待，夏天闷热如煮，冬天寒冷难耐，苦不堪言，视为畏途。但到井上家取稿，都被让进客厅，有茶点招待，先生写好了，从书房岀来，交给他带走，苦役变成了美差。
井上靖先生不仅用手中的笔，挖掘中国历史、文化，而且身体力行，克服重重困难，作为民间的友好使者，来中国访问。他第一次来中国，是1957年，此后三十年，几乎年年来访，总计来访27次。他率领来访的日本作家、戏剧家、艺术家，学者，大概有几百人次。同时，中国作家到日本访问时，他也亲自主持宴请、座谈、讲演会，热情款待。他的家，也成为文化交流的场所，我就曾随巴金、张光年、严文井、蒋子龙等作家多次到他家拜访做客。
（巴金在北京饭店会见日本作家，前排左起为水上勉、巴金、井上靖、佐藤纯子）
他不仅发现了鉴真，讴歌赞美鉴真的精神，而且继承发扬了鉴真的精神，为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井上先生说：“您能来开会，我作为东道主，感到很光彩。为了欢迎您光临寒舍，我特意挂上了梅原龙三郎的画《北京的天空》。”
巴老说：“您三次到医院盛情邀请，我不能不来。为了适应这次访问，我出院准备了半个月，天天活动一下，现在已经习惯了。国际笔会在日本召开，我们也感到高兴，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把这个会开好。今天我到中岛先生的墓地去看了看，现在安心了，不然总觉得有事。”
井上先生说：“五月的日本最好，风清气爽，阳光柔和。看到您面色很好，我很高兴。先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我们共同努力，保护您的健康。”
巴老说：“谢谢您的关心，但我不是什么宝贵财富，只是一个普通的又病又老的中国作家。”
井上先生说：“今天下午，我要去祝贺老作家野上弥生子百岁大寿和文学生涯８０年。野上先生耳聪目明，笔耕不辍。七十岁到中国访问时，还坐汽车由西安到延安去参观。几年前，我妻子见到她时，她问我妻子多大？我妻子说七十二岁。她说你真年轻啊！我妻子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她这个老太婆，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井上先生说到这里，爽朗地哈哈大笑说：“我祝愿巴金先生长寿，进入二十一世纪。”
巴老说：“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使我也有了信心，我也要活到二十一世纪。”
（上图为陈喜儒著《巴金与日本作家》目录）